恩恩怨怨法庭说

救你，并不意味着让你知恩必报！

告你，也不意味着让你从此翻身不得！

生命、金钱、正义、尊严，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。面对种种选择，我们如何衡量其中的轻重？如何判断取舍？

一个当代农民的选择，也许会带给我们一些有关人生的思考。

1998年6月23日，陕西省蓝田县审理了一起民事诉讼案。案子的原告与被告关系复杂——原告的母亲因抢救被告而死。这是我国首例救者告被救者的民事诉讼案。

其中的恩怨是如何结下的呢？带着疑问，1999年6月3日，我们走访了原告的父亲、死者的丈夫雷百才。

1997年5月25日清晨。家住陕西省华胥镇上雷村的女青年侯亚茹，见天气不错，就约上同村的女中学生雷伟丽，带着自己快3岁的小儿子，一起去距村有1公里的侯家河水库洗衣服。

走至村头，看到已怀有8个月身孕的雷蓬妮也抱着一堆衣物往水库走。侯亚茹和雷伟丽快步追上雷蓬妮，提醒雷蓬妮要小心脚下高低不平的山路，搭着伴向水库走去。

雷蓬妮带的衣物不多，聊聊，洗洗，很快就洗完了。见阳光很足，她就将洗净的衣物晒在不远处，然后坐在侯亚茹身边，一面聊家常，一面逗侯亚茹的儿子。

大约9点多钟时，雷蓬妮把洗的衣物翻晒完，返身又回到侯亚茹身边，正想坐下来时，脚底一不小心跌入水中，只一瞬的功夫，整个身子就已浸在河里。侯亚茹见状，来不及细想，跳入水中，伸手去拉雷蓬妮。因雷蓬妮有8个月的身孕，身体发沉，侯亚茹根本就拉不动，她只好绕到雷蓬妮的身后，使劲儿推，将其推到岸边的浅水处。这时的侯亚茹已精疲力尽，在将雷蓬妮推上岸后，自己已无力返回，身子向深水处滑去。

同来的雷伟丽也早下水相助，可由于水底深浅不平，加之不识水性，人也漂在水中，无力返岸。侯亚茹的儿子见状，吓得大声哭喊起来。处于清醒中的雷伟丽大声叫着昏迷中的雷蓬妮：“蓬妮，蓬妮，快去喊人！快去喊人！”雷蓬妮醒转过来，见雷伟丽俯在河中，只露出一个头，惊吓不小，连忙向水库口抓去。正在水库口和老伴洗衣服的退休工人雷明义听到雷蓬妮的喊声，快步跑到事发地点。只见河里一仰一俯两个人，连忙下去救。一直处于清醒状态的雷伟丽对游过来的雷明义说：“快救亚茹。”见伟丽没什么危险，雷明义就游向漂起来的侯亚茹，把侯亚茹拉上岸，并用一条床单把雷伟丽也拉了上来。

可不幸的是，不识水性的侯亚茹在抢救了雷蓬妮母子俩的生命后，却没能保住自己的生命。闻知消息后，侯亚茹的丈夫雷百才和70多岁的婆婆，及一双儿女都悲痛不已。他们无法相信和接受早上还活生生的一个人，几个小时后竟永远地离开了他们。落着泪，死者的家属着手办理侯亚茹的后事。

这原本是一件可歌可泣的事情，但事件的发展却出人意料。

雷百才与侯亚茹自7年前结婚后，恩恩爱爱，极少红脸。家中的生活条件虽不是很好，但在两个人的勤俭下也算过得去。上雷村是个靠天吃饭的自然村庄，收成的好坏由不得人决定。而且这里远离县镇，下回镇要走10多里坑坑洼洼的山路，交通极其不方便。夫妻俩早已商量好了，趁年轻多吃些苦，为一双儿女存下些钱，供他们好好读书，将来考进城里，不用像他们俩这样靠劳动力吃饭。为了多省些钱。侯亚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就连城里都很少进。至今，一家人还没有张“全家福”。

见妻子年纪轻轻，刚刚32岁就离开了这个家，雷百才的心中又痛又悔，悔恨自己没能让妻子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。妻子的点滴柔情和对这个家所做的一切，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雷百才的眼前。为了补偿对妻子的感情，让妻子走得风风光光，雷百才拿出2100元钱为妻子举办了葬礼。

举行仪式那天，村里的乡邻都来了，说着安慰和鼓励的话，并纷纷解囊相助。雷蓬妮的丈夫雷雨孝也来了，这是出事后，两家人第一次碰面。但雷雨孝只是看看，什么都没说就又走了。

在采访中，雷百才很坦诚地告诉我们，当时，他是很气愤的，可妻子的葬礼要紧，再加上他觉得妻子走得光彩，如果他因为一句话、两句话的问题跟雷蓬妮的家人发生矛盾，一定非妻子所愿。于是他压下了心头的火气，为妻子办完了葬礼。

事实上，侯亚茹的走给雷百才带来的打击是最大的。夫妻间的情义且不说，单是留下的两个尚年幼的孩子，他照顾起来就不免有些手忙脚乱。母亲已75岁，帮不上什么忙，也需要人照顾。而这些，在平时都是侯亚茹的活。妻子走了，两个孩子每天都哭哭啼啼，雷百才只能忍着自己的痛苦，安慰孩子，眼下，他唯一能够替妻子做的，就是给妻子一个应得的荣誉。

1997年10月18日，雷百才上报华胥镇民政局，请求政府批准追认侯亚茹为烈士，根据国务院1980年6月4日颁布的《革命烈士褒扬条例》第三条第五款“为保卫抢救人民生命、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”可批准为革命烈士的规定，雷百才这一追念安慰妻子的举动完全正当。

可是，雷百才怎样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当县民政局的人为是否可以追认烈士一事来村里找当事人调查时，雷蓬妮竟然侧面否认侯亚茹救自己这一事实，一再地强调说自己当时已昏迷，对所发生的事一概不知。

事发后，近半年的时间里，雷蓬妮一家对死者侯亚茹一家的困难不闻不问，没有一句致谢甚至安慰的话，这于理本已是说过不去的举动了，雷百才一直本着妻子救人并不是图人所报的原则听之任之。乍一听说雷蓬妮不承认被妻子所救这一事实，心中异常愤慨。

妻子已经死了，死者不能复生，生者没理由把死者拉到尘世的纠纷中。因此雷百才就忍下了这口气，没有追究。

追认烈士要经过一定的程序，在等待中，时间一晃就到了1998年。雷百才一家生活的窘困更加明显，各方面都大不如以前，更是难听一次孩子的笑声。

在过了一个并不平静的新年后，雷百才听说雷蓬妮已完全否认被侯亚茹所救的事实，并四处说：“雷百才在替妻子申报烈士荣誉前曾找过自己，说目前只有她能帮他，求她替他作证……”

一听这话，雷百才气愤难当。

雷百才再也坐不住了，他决定打破沉默，要回自己应得到的补偿。

采访中我们得知，侯亚茹生前，雷百才和她精心侍弄了10亩地。这10亩地也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所依。可是，侯亚茹逝世后，雷百才忙于两个尚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老母之间，根本就没有精力侍弄好这些地，没办法，他只好让出4亩地。这就意味着一年收入的锐减。家里本来就不富裕，失去了一个劳力后，家庭状况可想而知。雷百才又倾囊为妻子办了一个葬礼，家里可以说已没什么钱了，而长女雷海院眼看着又要上学。如果妻子在，家里的经济状况根本就不会这么困难。

雷百才决定为自己的遭遇讨个说法。

1998年2月，雷百才找到雷蓬妮的丈夫雷雨孝，让他给自己死去的妻子一个说法。经协商，雷雨孝承认侯亚茹救了自己妻子这一事实，并愿意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，但他一再强调，自己家没有钱，只能拿出1000元钱。

可是，事情并不像雷百才所想的那样简单。谈过话没几天，雷雨孝不但没实现自己的许诺，而且一走就是近两个月，躲到韩城岳丈家里。回来后也没有和雷百才沟通的意思，就连见了面，也不说一句话，调头就走人。雷雨孝的行为再次激怒了雷百才，他决心通过法律为自己的妻子讨回公道。

1998年4月20日，由侯亚茹6岁的长女雷海院、4岁的次子雷海勃向蓝田县泄湖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被母亲所救的雷蓬妮分别付给他们1．08万元和1．296万元的抚养费；并要求被救人承担母亲2100元的丧葬费。至此，本来很好解决的一件事，最终诉讼于公堂。

接到诉状后，泄湖法庭庭长何昌利带领书记员立即赶赴上雷村，对此事进行调查。其间，雷蓬妮于1998年4月30日上交了一份答辩状。为了让读者更加了解此案，现将答辩抄录如下：

答辩人：雷蓬妮，女，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生，汉族，陕西省蓝田县人，住华胥镇上雷村二组，农民。

因雷海院、雷海勃诉雷蓬妮人身损害赔偿一案，提出答辩如下：

一、原告所诉事实失实，请求不能成立。我去水库洗衣服不慎跌入水中属实，当时昏晕（迷），是我本能地挣扎爬上岸的，并非是侯亚茹“奋不顾身，跳入水中抢救”。再从侯亚茹之丈夫雷百财（才）在一份自抄证言材料上不问自招地看到“由于她（指死者侯亚茹）也不会浮水，两人在水中挣扎了许久”。既然死者侯亚茹也不会浮水，为什么能下水救人？故诉状纯系原告事前虚构的，事实是不能成立的。另外，侯亚茹在过事（世）的前一天，就与其丈夫吵过架，思想跑茅（抛锚），心绪不好，也是自己落水身亡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二、利用诈骗行为，企图骗取荣誉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1997年5月25日出事后，原告之父雷百财（才）欺骗组织，让上级追认死者为烈士，享受国家给予一定的救济、抚衅（恤），因此歪曲事实，到处整理、捏造、虚构事实……雷百财（才）和村干部给我们做工作，（说）只要证明死者是救我牺牲，不要我负担任何经济损失，也不负担任何责任。时隔不久，原告之父（雷百才）变脸，枉状告我，诬赖良民，要我无故赔偿原告巨额抚养等费用。这于事于理于法相悖，法律不容，天理不容。我万万也不能接受。

三、原告无监护人，法院依法不予受理，可裁定驳回起诉。

答辩人雷蓬妮

1998年4月30日

依据法律程序，拿到这则答辩状后，雷百才的心情无以形容。他为妻子的逝去感到不值，更为雷蓬妮的做法感到羞耻，但打官司的决心也因此更加坚定。

采访中记者了解到，早在1997年事发后，蓝田县委就对此事给予了特别关注，通过详细调查后，不但确认了侯亚茹舍身救人一事，还在全县上下发动了向侯亚茹学习的活动，华胥镇党委也特地授予侯亚茹“模范村民”的光荣称号。雷蓬妮在答辩状上否认侯亚茹救己一事，无疑是愚蠢和违背良心的。

1998年6月23日，泄湖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。被告人雷蓬妮由丈夫代表出庭，并请了律师。家里一贫如洗的雷百才根本就拿不出聘请律师的钱，他一个人站到了原告席上。就雷蓬妮的答辩，平时不大说话的雷百才一一驳回。

首先，侯亚茹为救雷蓬妮逝去这一事实，有当时在场的雷伟丽和雷明义作证属实，且华胥镇党委早已经过调查，确认这一事实；另，出事的前一天，雷百才一早下地，很晚才回家，根本就不存在与死者争吵这一事。且，被告说不出雷百才夫妻争吵的证人。

其次，家庭条件的确困难，请求追认死者为“烈士”，一是给死者一个认可；再是希望政府能了解死者的去世带给家庭的大量困难，对贫困的家庭给予一定的帮助。这于情于理于法都是正当的，并非天理不容。

第三，被告人自出事后，对原告一家的痛苦与困难非但不理不问，还多次否认被死者救起这一事实，推卸责任，四处传言伤害死者及其家属，并在法庭上谎说死者与丈夫有矛盾，破坏死者与丈夫的感情，给死者亲属带来精神上的伤害，这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，请求法庭给予正确裁决。

在开庭前，庭长何昌利曾到上雷村二组进行过详细调查，事情的真伪已很清楚。本着缓解两家矛盾的宗旨，最后由法庭出面调解，指出被告的错误，对被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，希望原告、被告之间能相互谅解，和平解决。

将事情推上法庭，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本非雷百才的意愿，但见被告对法庭的调解不是很服，他当时很生气，没有同意法庭的调解，仍然坚持自己最初的要求。

回到家中，雷百才将法庭上的前前后后仔细想过，有把握自己能打赢这场官司，可是赢了又如何呢？自己的目的只是为妻子讨个公正的说法，并不是想让雷蓬妮一家倾家荡产。2万多元钱在农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自己可不能致人于死地。

想着想着，两家曾经的友好浮现于眼前。

那时，由于雷蓬妮的丈夫有一台私人拖拉机，雷百才常求雷蓬妮的丈夫雷雨孝帮忙捎带一些东西，雷雨孝大多情况下都应承下来。雷雨孝因为时常在外跑运输，家里有了买米、买面等粗活、重活，也都会喊上雷百才。如果不是发生了这件事，相隔只有三户院子的两家人可说得上是好邻居。

农村人挣点钱不容易，虽然雷蓬妮一家的作法有些过分，但左思右想后，憨实的雷百才还是谅解了雷蓬妮一家。

1999年4月5日，当法庭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时，雷百才，这个受了很多委屈的汉子，终于同意调解。

雷雨孝当庭提出自己只能拿出5000元钱。法官询问雷百才是否同意。虽然5000元与自己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，法庭也有帮自己增加赔偿费的可能，但雷百才最后还是同意了。他对记者说：“我告他，只是想通过法律为我妻子，为我们家所受的损失讨回公道。钱，对我来说固然是重要的，但绝不是最终目标。”